“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这是相当长时期内，一拨又一拨参观考察者对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小岗村的感慨和评价。听上去很尖刻，但也是令小岗人既难堪又困惑的实情。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再次来到小岗村，所见所闻却不禁眼前一亮：随着推动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合作经济、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等等一项又一项改革新试验的启动和深化，展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个正处在从传统小农经济走向现代农业、从城乡二元结构下封闭的旧乡村走向城乡一体化大趋势中开放型新农村的小岗村。正是这些新探索、新转变，让小岗村在近两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由3000多元上升至6000多元，摆脱了二十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的状况。

　　今天，小岗村一系列新的改革试验，也再次吸引了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众多专家学者的目光。他们都不约而同把“中国改革第一村”作为中国传统农区的缩影，试图从中寻求破解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答案。

　　试验一：土地自愿流转，发展规模化现代农业

　　65岁的老农严金昌如今成了一个现代养殖场的饲养管理者。作为当年秘密在“分田到户”协议上摁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他和几户农民一起，又把自己当年冒着坐牢风险分到自家的田地租了出去，交由上海一家养殖公司发展种猪扩繁基地。

　　因为养殖经验丰富、具有一定号召力，严金昌被提升为这个占地200多亩的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出租土地的农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公司的反聘，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领取800元左右的工资。

　　“我们饲养的高山特色风味猪，直接销到上海等的大型超市，价格是普通猪肉的两倍。”严金昌告诉本刊记者，“工资、每亩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终一定量的分红，一年到头少说也有两万多元收入，这可比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超不过500元。”这位30年前领头实行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老农现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倡导者。

　　村口门楼的对面，是小岗村另一个经土地流转而兴起的现代农业园——葡萄种植园。“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是这里的主人。行间距整齐划一、专人施肥、葡萄套袋喷药，这个占地180多亩的葡萄园被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告诉本刊记者，“每亩葡萄的效益是种粮的10倍。通过土地租赁和串换，便于集中施肥、灌溉、除虫和管理，还能获得明显的规模效益。”

　　从走访中了解到，除了集体统一组织外，小岗村更多的承包地是农户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多种方式自己实现流转的。目前，全村1800亩耕地已有600余亩实现流转，发展起粮食、葡萄规模种植及双孢菇产业等，每亩土地收益上升了5倍、10倍，甚至20倍。

　　严德友说，这个趋势还在扩大，只要坚持土地的最终承包权不变和群众自愿原则，农民就拥护流转。现在愿意转让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实力又有能力的规模经营者。

　　当年大包干主要带头人之一严俊昌担心，眼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规范的情况下形成的，一旦发生经济纠纷，租赁户和被租赁户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他认为，在新的起点上，需要尽快完善相应的制度。

　　专家点评——

　　当年“大包干”的积极推动者、安徽省农村问题专家陆子修：小岗村这轮以承包制为基础的土地集并出租，是对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发展和完善。土地集中经营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和发展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效率，降低农业市场成本。农民的自主流转还解决了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土地闲置、撂荒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岗村再次成为一块改革试验田。”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段应碧：有人问我，当前中西部农村是否应该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我只问一句话：是不是农民自己想干的？如果是，我举双手赞成。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应允许不同探索。但有几条原则：一是农民意愿。二是不能强行将农民完全挤出土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阳：乡村两级要尽快成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指导机构，对当前各地普遍实行的农户之间、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农户与农业业主之间的耕地转包，进一步规范其合同关系和合同文本。在土地承包期内，农户流转土地价格建议按土地的实际收益情况，每三年上浮一次，让农民能够分享土地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在坚持家庭联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应允许地方积极探索土地股权质押贷款、参股龙头企业经营等多种模式，推进现代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