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2006年和2007年，玉米、大米和大豆的总产量停滞不前。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旱灾，但油价上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现代农业对能源需求很高。由于供应增长疲软，需求增长强劲，谷物库存已跌至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断下跌的库存动摇了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信念，即投机推动了价格的上涨，因为如果价格高于市场清算水平，库存会上升而非下降。

    远比投机更令人担忧的，是供应方面疲软的中期增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绿色革命”时期的收成快速增长已经放缓。考虑到紧张的水资源供应，即便生产生物燃料造成的土地分流没有增添压力，长期供应前景也不容乐观。

    价格是否将持续在高位运行？两种相反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第一种力量是市场，它往往会在供应扩张、需求减少时拉低价格。但需求减少是我们希望避免的，至少就穷人而言，因为减少他们的消费与其说是一种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一种失败。第二种力量是全球粮食系统目前承受的重压。不管是需求还是供应成本都面临这个问题。除非(或直到)能源价格下跌，否则，按历史标准衡量，价格都有可能继续维持在相对高位。

    我们该怎么办？ 

    于是，这就引出了那个大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答案可分为三大类：人道；贸易及其它政策干预；以及长期生产率与生产。

    第一点的重要之处在于，更高的粮价具有强的分配效应：它们对最贫穷者伤害最大。不管是在国与国之间还是在国家内部都是这样。位于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sation)最近列出了37个迫切需要粮食援助的国家。此外，世界银行(World Bank)称，日益高企的粮食价格可能导致至少增加一亿挨饿人口。

    不管是以食品还是现金形式，对容易受到影响的人增加援助，这一点至关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额外的供应能送到那些最困难的人手中。选择方案取决于一个国家官僚机器的成熟程度。它们包括直接用食品支付工作报酬(这是一个剔除富裕者的好方法)，向穷人定量供应廉价食品，或是代金券。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是城乡的无地者和处于温饱边缘的农民。

    现在我们转向政策干预。保护、补贴及其它此类做法对农业的扭曲大于其它行业。很多国家开征出口税，进一步割裂了全球市场，减少了对增加产出的激励。与此同时，富国正在鼓励——甚至是强迫——自己的农民去种植燃料而不是粮食。

    目前的危机是消除众多有害干预措施的黄金机会。多哈(Doha)回合谈判关于降低高水平保护措施的政治重点已基本失去意义。相反，目前的重点应是推动农业领域向市场化发展，同时缓冲高价对穷人的影响。

    最后，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扩大长期供应。增加研究开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旱地耕作领域。正如高收入国家转向核能一样，发展中国家转向转基因食品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同等重要的问题是，要通过定价机制与额外投资，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人们会反对其中一些政策，但大范围饥荒不是一个可以容忍的选择。

    2008年的食品与能源危机是在提醒我们注意。没有人知道这些冲击会持续多久。但它们要求全世界迅速改变政策。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进一步分割全球市场还是进行市场整合，是帮助穷人还是听任更多人挨饿，是投资于改善供应或是让粮食缺口不断扩大。正确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做出抉择的时间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