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转型期乡村社会生活状况

——对一起家庭经济纠纷调解案例的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明亮）

今天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不光发生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在远离喧嚣的农村，我们也可以轻易捕捉到社会变迁的影子。费孝通将传统中国说成是一个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礼俗来维系，因此又叫做礼治秩序。传统习俗和礼节是人与人之间活动的准则，即使是发生了纠纷也是在传统礼俗的框架内来调解的，也就是说通过当地内部的各社会系统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相安无事，而不需要外部强制的司法力量来维持，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社会又是一个无讼的社会。伴随着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化大潮的双重影响，传统礼俗日渐式微，现代国家法律制度成为了人际间行为的重要准则。面对这一变化，有人欢喜，有人忧。喜在于人们看到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成果和普通民众法制意识的增强，忧的是国家法制建设的强势介入使得千百年来的传统伦理体系崩塌，再加上国家和农民都无法支付法治的高昂成本，致使农村社会陷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当然关于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的互动，以及强调对习惯法、民间法保护运用的相关研究说明了国家法和习惯法、民间法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实践中，习惯法、民间法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尽管如此，我们对于现代国家法律制度在农村地区的推广也还是存有戒心的，认为现代国家法律制度对乡村纠纷的粗暴干预，使得村民动不动就诉诸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但由于乡村司法体系尚不完善及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乡村地区陷入了传统文化资源缺失背景下的失范状态。本文通过案例来说明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乡村社会的互动。在笔者看来，现代国家法律制度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传统礼俗仍然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法律在乡村社会运行所遵循的逻辑不是法理，而是传统社会的礼俗。

村庄概况：

X村位于甘肃省中部D市城郊10公里处，而距离所在的F镇所在地距离只有5公里。X村具有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显著特征，地形复杂、千沟万壑、荒山秃岭、植被稀疏，再加上常年干旱少雨，并经常遭受雹灾，村内交通状况和种植条件都比较差。全村共有140户，623人。耕地总面积3860亩（都是旱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土豆，人均年收入1500元左右，属于贫困村。虽然说X村人均耕地面积多，每家都有好几十亩土地。但是土地的产值却不高，只能是广种薄收，不能成为发家致富的本钱，不过遇到征用就另当别论了。正在修建中的平定高速途径X村四组，高速路基及其沿线的绿化地带前后在响河村四组征地五次，最后一次征地面积最多。征占土地的补偿标准为15000元每亩。被征地农户因一向不值钱的土地一下变成了现钱而家境大变，而没有被征用土地的农户则唉声叹气，自认倒霉。但村民安存熊则因为征地补偿款的归属问题和父亲发生了纠纷，甚至闹得父子二人对簿公堂。

纠纷缘由及其调解：

安存熊家共有六个承包人口的土地，分别是他父母两个人，及其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再加上他自己的土地。虽然哥哥在外地落户安家，两个姐姐出嫁，但是由于响河四组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整，所以他家还是拥有6个人的承包土地，近60余亩。他家被征地面积共为4亩多，前四次征地较少，只有5000块的补偿款，最后一次征地多，共有61566元补偿款。2001年安存熊从新疆打工回家后，其父安连便提出不再种地，而将所有的土地交给安存熊耕种，当儿子的也负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也正因为如此，户主被更改为安存熊。可能是由于前几次补偿款比较少，所以也就没有规定补偿款非得发给户主，安连便将这些补偿款领走了。但是最后一次的补偿款却规定要发给户主，身为户主的安存熊便理所当然的领取了这笔钱。在得到这笔巨款后，儿子安存熊并没有给他父亲一部分征地赔偿款，而是在供应父母生活所需的基础上，另外每月给了父母150元的零花钱。但是父亲安连却不愿意，虽然没有正面向儿子提出要多少钱，却在村里对人说儿子把钱全存起来了，一分都没有给他夫妇俩。为了要回自己的那份钱安连找了村干部要求儿子把钱分给自己，既是村支部书记又是自家人的安雨贵则认为安存熊既照料了父母的吃穿还给了零花钱，算的上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再加上安存熊还有三个小孩，负担很重，就对安连说只要有吃的、穿的、住的、用得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没有得到答复的安连一方面继续找村干部替他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到镇里面要求替他做主。

在安连三番五次的要求下，镇司法所及相关镇干部共四位同志于2006年6月24日来到响河村安连父子家中调节经济纠纷。在调解会上，父亲安连提出这次6万多万元的赔偿款应该家里现有人口数量分成七份，自己俩老夫妇应该得到其中的两份，儿子安存熊则要求镇司法所替父亲保管所分的补偿款，同时双方还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调节，双方达成以下协议：1）安存熊将其父母所得的18000元征地赔偿款交给镇司法所代为保管，安连每月从司法所领取最高不超过200元的零花钱，领完为止。2）安存熊每年支付退耕还林面积中的7.5亩补偿款1200元给父亲。3）所有的承包土地归儿子安存熊使用。4）安连夫妇生前所剩的钱归安存熊所有，同时二人生后所需的棺木费用也在这笔钱中支出。调节完毕后双方签署了以上调节协议书。协议书一式三份，司法所、安连父子各保管一份。在调节完毕的当天，安存熊便从银行取出18000元钱交给了镇司法所。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先是安连隔三差五就到镇财政所要钱，不给就不走，结果不到半年就从司法所领走了5000多块钱。另外安连不再满足于司法所的调节结果，并将儿子告上了法庭，要求儿子重新分配征地补偿款，为了打赢官司，安连还请了律师。不过法院最后的判决基本上维持了镇司法所的调节意见，但认为征地补偿款应该按照土地承包人口数量分成六份，安连夫妇获得其中的两份。同时镇司法所不愿易再代替保管安连夫妇俩的征地赔偿款，而把剩余的7000元钱转给了银行代为保管。这场官司打下来，可谓是不划算，安连因请律师花去律师费1300元，不过好在法院考虑到安连父子的经济条件不好由镇里开据证明，免去了一千多元的诉讼费。

无讼时代的终结：法律进入乡村社会的后果

家庭纠纷是很常见的，历来就是乡村生活的重头戏。但是针对家庭纠纷的调解却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国家法律被引入纠纷调解，纠纷调解也超出了村庄的边界。之所以叫做家庭纠纷不但是因为这种纠纷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还在于纠纷大多会在家庭内部消化。当然在家庭纠纷无法自动消化的情况下，家族权威人物或者是乡村体制性精英会被邀请介入调解家庭纠纷，但家庭仍然是调解的主要场所，一般不会超出村庄的边界；而且调解主要按照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大家都熟悉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地方性知识是调解的主要依据，而非源于外部的国家法律。这是传统礼治社会的写照，有纠纷但却“无讼”。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现代法律制度被有计划的推行到乡村社会，并成为了普通村民可以动用的一种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同样平等权利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于是出现了人们运用平等权利观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出现了人们运用现代法律制度来维护法律权利的现象。由权利观念滋生出来的家庭纠纷，就需要现代法律来调解，调解活动当然也就跃出了村庄的边界。

本案例中牵涉到的家庭成员还有已经出嫁了的安家二女儿。据村支书介绍，安连与其儿子之间无休止的纠纷很可能源于其二女儿的挑拨。在当地，女儿出嫁之后便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也没有过问家中财产的权利。安连的二女儿出嫁到邻村，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太好，而经常得到父母的帮助，这让安存熊心里不愉快，并拒绝把征地补偿款分给父母，于是父子、姊弟反目成仇。另外，安连的大儿子到外地落户也无暇顾及两老夫妇，本地的规矩是父母的土地在哪个儿子名下哪个儿子便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此作为中年的安存熊来讲，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沉重。这几万元的征地款，足足可以顶上好几年的种地收入，当然不能够草率的使用，要作为发家致富的本钱。但是当父亲的却要求按人头平分，并拿走属于自己的两份。父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到处奔走，并对外数落儿子的不是。但为其权利而抗争的父亲没有博得明事理的村民和村干部的同情，反而被人们说成是不好好和儿子过日子，却去听女儿的挑拨。父亲在四处碰壁后，终于拿起了法律的利器，向镇司法所求助。后来又不满足于司法所的调解，将儿子告上了法庭。

情、理大于法：正式法律的非正式运用

当人们不再满足于礼治秩序，开始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以后，法律正义是否就成为了法律在乡村社会的实践追求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律还不能够为乡村社会带来良好的秩序，类似于传统习俗的“地方性知识”仍然在主导村民的日常行为逻辑。这也就决定了在法律的实际运作中，常常会出现情理法相互交织、甚至是情和理大于法的局面。

我们可以把镇司法所和法院对本案件的处理看着是法律在乡村社会中的运用。当然不能说是单纯的法律在乡村社会中的应用，因为我们很难把乡镇司法所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机关。从镇司法所的调节协议来看，主要是着力于有效的解决问题，而不注重引用法律条文与形式，从对于当前父子双方关心的赔偿款的解决，到以后老夫妇的安葬事宜都有所涉及，而且为了解除儿子的忧虑，还免费承担了为老夫妇保管和监督使用征地赔偿款的责任，显然这已经超出了法律服务的界限，带有乡村习俗的味道。法院作为维护正义与公平的司法机关，法律条文是其进行判决的准绳。但法院基本上维持了司法所的调解协议，而且也承担了为老夫妇保管和监督使用征地赔偿款的责任，更有意思的是，法院还免去了安连的诉讼费。很明显法院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父亲安连放弃进一步上诉的念头，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儿子安存熊的顾虑。从法律的角度讲，每个子女都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安存熊在与父母闹翻之后完全有理由要求法院在这方面做出判决以此来胁迫父亲放弃无休止的法律维权行为。当然儿子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法院也没有做出这样的判决，因为法院也在竭力避免安家父子俩彻底闹翻，那对于整个家庭而言将是一个悲剧，安连俩老夫妇也会沦为无人赡养的尴尬境地。看来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同样受到了乡村习俗的影响，正是二者的有效结合才使得法律能够进入乡村社会，以此法律才可能成为乡村社会在遭受市场化的强力冲击后村民借以维持乡村基本秩序的一种手段。安存熊对父亲不理解在于安连不顾父子情意，到处宣扬因补偿款而导致的纠纷，甚至将儿子告上了法庭，这对于当儿子的安存熊而言是极其不利的，最起码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但不管怎么说做父亲的也犯了“家丑不外扬”的禁忌。这是司法机构解决这个纠纷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也决定了司法机关必须在父子之间寻求平衡，彼此兼顾。从结果上看，司法机关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是得当的，成功的避免了亲情被法律撕裂的局面。虽然当儿子的感到不理解和委屈，但是毕竟血浓于水，自己的父母还是得照料。2007年末，安存熊的母亲突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到现在还没有出院，共花去了1万多元钱，而他们所争取到的补偿款仅剩7000元了，安存熊不但交上了差额的医药费，还经常到医院照顾母亲。

小结：

这是一个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纠纷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传统和现代因素无限交融的复杂局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急剧变化的一面，即法律进入了乡村家庭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并撕裂了最为核心的父子关系，打破了家庭和谐这个神话。家庭成员成为了平等的权利主体，家丑不可外扬的禁忌被抛到了脑后，父子双方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面对这一切，传统的礼俗和纠纷调解方式不再发挥作用，法律成了捍卫自身利益的武器，于是家庭纠纷被摆到了台面上，吵到法院这个是非之地来解决。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变的一面。传统习俗仍然是主导村民日常行为逻辑的首要因素，并且连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成功运作也须得以尊重乡村社会中的“理”为前提。父子之争，儿子在道义上是处于劣势的，但在本案例中，村民的舆论却一直偏向儿子，原因在于，大家认为应该由儿子掌握这笔钱来发家致富，老人不但不能打这个钱的主意还应该帮助儿子管好这个家，当然前提是儿子不能乱用这笔钱。镇司法所的调解和法院的判决虽然满足了父亲分钱的要求，但也接受了儿子的意见，并代为保管父亲的那部分钱，以生活费的形式按月发放。这种正式法律的非正式运作，既照顾了父子双方的要求，又成功的避免了温暖的亲情被冰冷的法律撕裂，使得父子有一定回旋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