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走世界农业文明的共同道路 

　　作者：辛子陵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本文指要：包产到户前进半步就是私有制，后退半步就是高级社。如果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变成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防止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变成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政策关节点在哪里？就是只能强化不能淡化农民的土地私有权。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农民都是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基本群众。毛泽东所谓“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实际上是农民军队，农民战争。参加革命军队的95%以上是农民，供给大军粮饷的基本是农村，牺牲的革命先烈3000多万,  95%以上是农民。吸引农民的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耕者有其田”。农民冒杀身毁家之险而不悔，是为了土地。毛泽东靠这支农民大军打下了江山，取得了天下。

建国以后，农民又对党和他们崇敬的“伟大领袖”做出了两大贡献。

一是承受“剪刀差”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1 中国1978年以前，主要是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积累建设资金的。根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8000亿元。"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2

二是承受空想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后果。农民饿死3000多万不造反，回报给他们分过土地的“伟大领袖”。合作化～公社化的过程就是把给贫下中农的恩惠逐步收回的过程，也是对原来的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进一步剥夺的过程。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从未想过要农民休养生息，从未想过要农民享受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农民只是革命和建设的工具和财税的载体，予取予夺，永无止境。

毛泽东带着空想社会主义失败的遗恨走了，带着出尔反尔、背弃“耕者有其田”的诺言走了，带着声言要把农民送入天堂、却把农民送入了地狱的无限愧疚走了。毛泽东欠农民的情是无法偿还的。作为他的后继者，所能做的是兑现“耕者有其田”，把欠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农民对党的信任，从根本上修复党与农民的关系，避免一场新的土地革命。只有如此，才能让农民真正富起来，拉动内需，使农村成为工业品的广阔市场，使中华腾飞奠基在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农业文明两条腿的基础上。                                                                                

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建国执政理念，给解决“耕者有其田”奠定了理论基础。过去我们是以“主义”为本，主义、理想、大目标是高于一切的，人只是实现主义、理想、大目标的工具。至于那个主义、理想、大目标对不对？是否应该给人带来什么好处？根本不许人们去想。人是主义的奴隶，主义的殉道者。而今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应该反过来说，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主义为本，主义是因人而设，因人而存在的。这个“人”，主要指的是普通百姓，是草民，是普通的工人、农民。领导干部、社会精英是为普通百姓而存在，而服务的，他们的主义、理想、大目标，就是为了让普通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给普通百姓带来贫穷和灾难，带来专制和黑暗，他们那些主义、理想、大目标就一钱不值，应该赶紧放弃，改弦更张。这是对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拨乱反正。胡锦涛解释说：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3

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的四万多农民，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在互联网发表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4

黑龙江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写得很好而且很扼要。它除了宣布将原被侵占的集体土地全部划归全体村民、以戶为单位平等占有外，更进而揭露集体所有制的虛伪性。尖锐地指出：“长期以來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領銜，于12月12日发出的《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七万农民关于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5 这些话代表了亿万农民的呼声。党和政府是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这是个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包产到户的历史贡献和潜能极限

在农村经济领域，人们追求多劳多得发财致富的努力，即所谓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活的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掐尖灭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农业合作化道路失败的根源。所以他坚持办起来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顿，整顿了20年也没有整顿好。公社化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广播里，而实际生活中，人民的口粮越来越少，食油越来越少，棉布越来越少，百物紧缺，凭票供应。经过20年穷折腾，在毛泽东死后人民公社全部垮台，回到包产到户，恢复单干。这就是历史对社会制度的选择。

改革开放是从实行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做起的。只一个半私有制（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经营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城乡人民1993年终于告别了票证经济时代，吃饭穿衣不再用配给票了。进入21世纪，粮食产量由4000亿斤上下，增长到1万亿斤上下，增长了60%。粮食产量连续4年（2004～2007）超过了1万亿斤。中国现在拥有1.5亿至2亿吨的储备粮，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6 在世界性粮荒风声日紧的时候，中国真正做到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农村改革的突破，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2006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实现57500亿元，约占国民经济总量1/4。我国农村目前有4．8亿劳动力，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劳动力1．4亿多人。农民人均每年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超过1200元，占农民收入的1/3。7 2006年我国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20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万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同时，一些有实力的个体私营企业也在向规范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转化，共同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迈进。8

温家宝总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初步探索出了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路子。但要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不断探索”。9

现在的农村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主要变化是：10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贫困人口逐年减少。

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使1.5亿名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受益。全国87.6%的村在3公里范围内有小学，69.4%的村在5公里范围内有中学，30.2%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全国10.8%的乡镇有职业技术学校。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扩大到全国86%的县，让7.3亿农民受益。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初步建立，98.8%的乡镇有医院、卫生院，74.3%的村有卫生室，76.1%的村有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16.3%的村有有行医资格证书的接生员。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了保障的范围。解决了9748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建立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全国95.5%的村通公路，98.7%的村通电，97.6%的村通电话，97.6%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87.3台，固定电话51.9部，手机69.8部，电脑2.2台，摩托车38.2辆，生活用汽车3.4辆。

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亿万农民由衷地感到高兴。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产到户的小农模式（户均只有7.5市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是有局限性的。产粮1万亿斤是一个不易突破的阈限。不向集约化、专业化、商品化经济发展，仅靠一家一户的耕作，农业产量不可能再有大的提高。美国以经营一种产品为主的专业化农场己达农场总数的90％以上。据美国专家计算，仅此一项，使美国农产品大约增产40％，而成本降低50％-80％。11 把一家一户的小农业变成阡陌纵横土地成片的规模农业已是当务之急。

维持现状派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想化、绝对化，主张农村改革到此止步。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半截子改革”，农民得到的是半私有权，并没有得到完整土地产权。高级社以后农民一直要求土地私有，拉马退社，受到批判后才要求包产到户，又不准，农民以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来对抗。在大跃进饿死人的年代，上上下下都明白，只有给农民松绑，实行包产到户，才能渡过饥荒。但是，这违背毛泽东思想。饿死百姓事小，违背“思想”事大。各级干部都被整怕了，大多数信守这一条官箴，看住农民，不许单干。农民在活活饿死的威胁下，出了铤而走险的人。1959年安徽省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老汉刘庆兰，73岁，带着有肺病的儿子进了深山，做了桃花源中的化外之民。父子俩开荒16亩，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斤，留下口粮、种子粮、饲料粮1500斤，给队里上缴了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以赎单干之罪。十里八村闻之红了眼，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后来各省都悄悄地搞起来了，这便是包产到户的由来。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包产到户的承认，包产到户由非法变为合法。农民是要求土地私有不可得，才退而求其次，要求包产到户，从来没有把包产到户当作最高理想。而主流理论界却把它说成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说“深化农村改革首先必须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就把包产到户绝对化了。

参与制定包产到户政策的党内“三农”权威杜润生回忆：“三中全会后不久，农村改革一开始，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用包产到户取代人民公社，乃是群众和领导机关经过长期博弈之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当时把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考虑过土地用于农耕最忌掠夺性短期行为，因此想比照历史上有过的经验——'永佃制’（即无限期租赁）设计承包制。但权衡过利弊后提出来酝酿，赞同者少，怀疑者多，认为它不符合责任制的概念。因怕节外生枝，由此引起新的争论，影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这个主题，因此暂时搁置了。1984年以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稳定现行政策，争论暂时平息了”。12  杜润老说包产到户是取代人民公社的权宜之计，制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时就带有妥协性、折中性、暂时性，农民是要求土地私有不可得，领导是怕步子太大了受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于是，搁置所有权，放开经营权，在包产到户上达成了妥协。后来的宣传是拔高，是理想化。经过30年的发展，一家一户的经营所蕴涵的生产力和所能达到的粮食产量，已基本上到了极限，与农业集约化、专业化、商品化的发展趋势相矛盾，成为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我国户均只有0.41 公顷的规模细小的家庭农场，没有可能在WTO 原则约束下与国际上平均数百公顷的大农场竞争。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们的农村比起公社化时代来有了很大的进步，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横向比较我国农民尚未走出贫困。中国人均GDP偏低，200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全球排第110位。13 如何让农民富起来，是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最重大的课题。

包产到户的土地由半私有制向全私有制过渡已成为当务之急

农业不能停留在包产到户上，这一点党内和理论界的认识渐趋一致。但如何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则有严重的分歧，可以说是有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

一条是重走合作化、公社化道路，回到饿死人的时代去。

1989年“六四”之后，“左”风劲吹。党内有人想把农民重新拉回到“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去，并且重新制定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曾一度出现了农村改革“回头看”和“归大堆”的反常现象，使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感到了“农村政策又要变”的恐慌心理。一些地方不顾农民群众的利益，以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名，盲目上集体企业项目，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例如河南省，1990年在全省47678个行政村中，一哄而起新上集体企业项目59342个，官方宣称全年产值可达到137亿元，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63万人就业。事实上，这种依靠行政强迫命令手段搞起来的所谓“富民工程”，没过多久就全部熄火了。14 一些思想僵化、死死抱住“左”的教条不放的人，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一场围绕着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大争论在全国展开。为了应付极左派，在政策表述上打了个马虎眼，强调："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好像集体经济没散伙一样。自从1984 年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全面肯定了农民创造的大包干以来，历年的中央农村工作文件都必须把这四句话一字不漏地写全，直到1998 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才明确：“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20年光辉历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15

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在实际政策上摈弃了合作化那一套，农业退够，回到了包产到户、单干，但理论上只退到了1957年。2003年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仍在鼓吹毛泽东“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睁着大眼说瞎话，硬说合作化“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年年增产。” 16 这等于宣布，改革开放第一炮──解散人民公社后没有回到合作社搞了包产到户──搞错了，为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下一轮大折腾留下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

实际情况是：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倡办“动摇私有基础”的合作社。会议之后，各大区负责人带着毛泽东的新指示和摊派的数字，回去后逐级向下分配摊派，完不成就反右倾。

动员农民入社的办法越来越简单有效。浙江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 17 农民害怕重划成份，与地主、富农一样挨斗，有痛哭流涕要求入社者，这被认为是“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证明。

强迫入社，农民认为要“共产”了，引起了极大的不安，生产力开始遭到破坏。其第一个信号是大量屠宰出卖牲畜，包括生产用的耕畜。据中央商业部1954年12月发出的《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指出：

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发现。热河省出现大批宰杀耕牛，山西北部牲口向绥远倒流，四川农民养猪数字大减。18

中共热河省委1954年12月报告：

入秋以来牲口市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常现象，各地牲口价格普遍下跌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大批牲口有价无市冲击市场。国营公司第三季度收购牛15877头，超过计划99.1%，超过去年同期的6.５倍；收羊114842只，超过计划99.４%，超过去年同时期10.２倍。第四季度两个月又十天的统计，收牛171442头，羊168276只，其中有一部分是耕畜母畜。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据宁城县报告，全县杀驴149头；凌源十区七个村杀驴21头，杨大营子一个村即杀了10头；喀喇沁、平泉、朝阳、赤峰等地亦发生杀驴现象，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先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喀剌沁旗卖耕畜的农民见国营公司不收购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装作退役老牛牵到市场出售。19

中共华南分局送来古大存、赵紫阳的调查报告：

在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中山县张家边乡杀死母猪七十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60万元（旧币，相当于人民币改制后的60元）至100万元一担的正常价格陡降至14万元一担。粤东潮安县九区发现一天即杀母猪四十多头，台山县一农户将刚生下的10只小猪全部弄死。20 总而言之，农民认为，要“共产”了，不过了。春耕大忙季节，不积肥，不添修农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再加上1953年施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强迫农民卖过头粮，加剧了农民与党的严重对立。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秤粮食，不卖的当场捆绑起来（捆了2人）。将用粮食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捉来斗争，甚至没收不卖余粮的农家土地证（全乡没收了3户）；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该区依坑乡搜屋36户，十区东围乡封了一户富农的屋，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致上吊自杀。部分干部认为斗争富农就是合作化高潮。全县因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111起。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新会、高要县农民反映：“共产党变了脸！”“现在政府不知怎样，共产党要整死人！” 21

这些都是普通的史料，《毛泽东传》编写组不可能见不到，即便是奉命修史，也不该昧着良心说合作化“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这将严重误导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隔代领导人。党和政府如果采纳他们的理论，搞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再重复一遍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真要亡党亡国了。

另一条是农民自己创造的家庭农场道路。

在湖北省江汉平原的监利县，改革开放以来，出外务工者日见增多。据2000年统计，外出人口达338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其中劳动力22万人，占全县总劳动力的49%。许多村庄是“三八六一九九（妇女、儿童、老人）部队”留守，出现了弃田撂荒现象。监利县弃田4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6．4%；弃田最厉害的毛市镇占本镇土地的38．9%；在毛市镇的吴村这个比例达71．4%。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种田大户”，土地向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发展。“种田大户”万良伍原是洪湖市农民，老家只有七八亩田，但他懂农活，会经营，1997年来监利县网市镇扒头村承包200亩田，据他自述：“种七八亩田就算一亩收入500元，收入也不过4000元，种200亩田就算一亩收入只有200元，收入也有4万元。

据《南方周末》2001年6月14日《新土地革命》一文报道：

    就在万良伍200亩水稻田旁边，三十出头的黎维华种植了500亩湘莲，去年他种湘莲200亩，赚了七八万元，预计未来几年收入可突破20万元。
    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种田人因此节约了开支，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记者在田间遇到万良伍时，他的一条机耕船正在犁田，而在他只种七八亩田时，使用的是耕牛。
    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则花9万元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
    在监利，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有种田大王之称，今年他种了1100亩田，去年更是达到1500亩。去年年初张新芝对一些乡亲们说：“你们外出打工放心走，你们丢下的田我一个人包了，年底我们比一比，看谁赚的钱多。”她认准一个理：“只要肯吃亏，种田有钱赚。”在张新芝的“庄园”内，不光种水稻，还种棉花、大豆、甘蔗、高粱；不光搞种植，还养鱼、养鸡、养猪、榨油、酿酒。
    “都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的体会是种憨田不赚钱，憨种田也不赚钱，现在粮食价格下跌我不怕，我有粮食加工厂，粮不赚钱，粮食酒还是赚钱，菜籽不赚钱，菜油也赚钱。粮食滞销我不怕，我办有养鸡场、养猪场、油厂、酒厂，都可转化余粮。”去年一年，张新芝的“庄园”纯利润达十几万元。
    在耕作方式上种田专业化与社会化初步显露。一些农户正逐步摈弃以往事必躬亲的小农经营方式，他们雇人播种、管理、收割、指导技术，种田大户张新芝去年开给雇工的工资就有六万多元。
    一些专门的农业服务行业逐渐兴起。监利县柘木乡谢北平今年与人合伙买了3台联合收割耕种机，花费26万元。自从机械买回后，农忙时节没有一天空着，租用机械的不仅有本乡人，还有外乡人，“生意好得出奇”，当年就可以赚回本钱。
    现在，柘木乡做农机服务生意的共有8户11台机械，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谢北平说：“先有种田大户，再有我们农机大户，反过来农机大户又带动了种田大户。”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变得轻松了。棋盘乡桐湖村村民张连发在做水产生意积累一定资金后，今年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亩养河蟹。养河蟹每亩效益比种水稻高出20倍，在张连发等一批大户带动下，全乡有70%的农户搞起了养殖。在棋盘乡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土地流转后形成的大户或前来投资的公司起了关键作用。
    据统计，到今年3月中旬，监利县承包或租赁100亩以上农田的种田大户有一千多个，其中开发1000亩以上的有三十多个，比去年都有翻番的增长。

各省都有自己的“监利县”，监利县是全国农村的缩影。监利县的农业发展道路概括地说就是：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农业向规模经济发展。监利道路为中国“三农”问题找到了光明前途。如果把土地产权给了农民，这条道路接近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道路。经过20世纪许多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重庆市2006年7月出台新政策，支持当地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22

监利县是农民自发搞的，重庆市是政府推动的，但都是在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的。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隐忧：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开始被淡化、模糊化，最终被剥夺。因为经营权从来从属于所有权，只有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经营权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可能。承包经营权不是拿钱买来的而是政府发给的，虽然政府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仍是不受《物权法》和《宪法》保护的。想当初农民拿着土地证入股参加农业合作社，开始时土地分红，后来就逐渐被淡化、模糊化，最后土地充公，变成集体所有制了。这种做法，在农村是轻车熟路，在舆论上，在实际操作上，没有任何障碍，不知不觉地就会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

包产到户前进半步就是私有制，后退半步就是高级社。如果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变成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防止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变成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政策关节点在哪里？就是只能强化不能淡化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合作化运动是“公”字当头，目的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土地集约规模经营是“私”字当头，目的是让农民增加收入。现在的舆论氛围“左”的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对保护个人利益不敢提，说不出口。要理直气壮地把保护私有制叫响，把保护农民的个人利益叫响。这里面包涵着多少惨痛的经验教训，多少农民的血泪，多少农民的生命啊！

发达国家农村也有合作社组织，是为家庭农场服务的。像瑞典，每个农场主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比如种子合作社、奶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等等，社员自己推选领导机构。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瑞典农场主联合会。只要不触动私有制，农民是愿意互助合作的。

土地集约规模经营的前置原则，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防止把土地集约化变成新合作化运动。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分得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农业公司，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现代化的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农业公司。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像万良伍、张新芝那样的经营农业的能手，不是党校和农业大学能培养出来的。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农业公司，与合作化、公社化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组织农业公司，要有许多条件，最重要的是出现了群众信赖的领头人，在他周围形成了互相信赖的合伙人。成熟一个，批准一个。不搞一刀切，不订几年完成的发展规划，农业公司产量高，收入多，经过一个自然调适的发展过程，自然就逐步公司化了。一旦派官员进去主持，和政绩挂钩，制定规划，限期实现“公司化”，一哄而起，那些生机勃勃的现象很快就会被扼杀，出现一大堆贪污腐败的事情，回到共同贫困的合作化老路上去。

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像那些做坏了的国企改制那样，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以低于市场价格、被压价剥夺土地的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因此，土地私有化的前提是政治体制的部分改革。最起码要有有效的民主监督，要有透明的媒体监督，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不论是依靠当地党政机关领导，还是由上边派出土改工作团领导，要有权力制衡机制，靠制度保证主事者清廉公正，而不是靠干部的自律。要防患于未然，而不是查处于事后。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在分配土地过程中，掌权者不得利，得利者不掌权。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土地入股组成的农业公司，要适度提高地股分成。参照台湾的三七五地租（每亩的收益地主占37．5%）, 土地分成占总收益的40%左右为宜，不要再像合作化时期那样强调劳力的决定性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征兵在《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中说：“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 

农业股份公司当然要有股票。使私有土地这种不动产变成了以股票形式存在的可以分割的动产，家族添丁分户去分股票，不得再向村里伸手要地。卖掉了股票就等于卖掉了私有土地。这一政策将有利于约束农村人口的发展。调整土地多数是因为新户增加引起的，土地私有以后就绝了有些人从大锅饭里分一碗的念头。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的真正出路。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西欧国家，他们的农业现代化都是这样走过来的。1947-1970年，正当社会主义国家把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合作化当做提高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把农民折腾得死去活来，粮食产量却越来越低的时候，美国实现了真正的农业革命。依靠科技进步，美国农业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但所有制一点儿没有变化，还是家庭农场。美国的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约占各类农场总数的87％，合伙农场占10％，公司农场占3％（1987年）。由于许多合伙农场和公司农场也以家庭农场为依托，因此美国的农场几乎都是家庭农场，可以说美国的农业是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进行的。23 1950-1977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从733万人减至241万人，谷物产量却从8514万吨增至26171万吨，肉产量从1207万吨增至2551万吨。24 1880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供养5人，1962年增至26人，1983年增至79人。25 196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不足50亿美元；到1974年农产品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到1980年再度飞跃，农产品出口额跨上了400亿美元的台阶。1987年，美国农业县的人均收入比非农业县要高出25%。26

实行土地私有制的主要障碍在哪里？

我国农村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土地产权不落实到个人，是为政府低价征地大开方便之门。

1998年10月30日以前，实施的是“协议征地”，由用地者与所在村组直接见面，双方协商确定土地出让价格，国土部门在其中只起一个中介作用，那时农民得到的还多一些。

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颁布以后，将土地审批权收归国务院和省两级政府，“协议征地”变成了“公告征地”。所谓“公告征地”，即其一，由国土部门代表政府直接去征地，从此用地单位和农民不再见面；其二，政府和被征地农民集体之间也没有什么可协商的，政府就是把要征的耕地面积以及应该给予农民集体的补偿告知他们而已；其三，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后，与用地单位签订供地协议。从此，征地的过程，就变为地方政府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从农民那里合法、强制地贱买土地的过程。由于农民无法参与，很多地方政府给予被征土地补偿时，只是把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给农民，而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给村组集体，最后落到农民手上的很少。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征用农民的土地，最高只能以征地前三年该土地平均年产值的30倍补偿。这意味着不管这些土地今后何种用途，价值如何，征用时只能按照农村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西部某省2000年—2003年全省建设用地平均每亩耕地补偿2.077万元，其中，公路一般为每亩0.6万元，铁路一般每亩0.82万元，其他项目一般为每亩3.5万元，经营性开发项目一般为每亩6.5万元。27 据多部门多渠道调查，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是各级地方政府拿走50-60%，村组拿走30-45%，农民只得到5-10%。

只要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就要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用地单位向国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然后由所在县（市）的统一征地办公室具体承办被征土地的“统一申报、统一征地、统一补偿、统一报批和统一供地”。在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下，当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时，政府垄断着土地一级市场。征地时土地部门是政府，卖地时土地部门是商人，转手之间，迭获巨利。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来源，土地买卖过程则隐藏着官员贪污受贿的广泛机会。

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控制在乡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手里，大至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小至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建立，那里头包含着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员的私人利益呀！“南方某市市政府国土部门征用农民土地每平方米10～30元，卖给开发商每平方米150～300元；中部大省某市征用农民承包地每亩3万元，而农民实得不过1万元，市政府国土局卖给房地产商每亩10万～30万元；某城市2000年征地13平方公里，每亩给农民补偿3万元，卖出挂牌价每亩135万元（引者注：政府的暴利达45倍），当地政府通过卖地已赚65亿元，正在建四套班子的办公大楼。” 28 据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杂志2001年第9期刘田一著文说：“近20年内，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约1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达2万亿元以上（这显然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这2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政府的第二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城市扩张上。在城市建设扩张中，当权者找到了巨大的寻租空间。通常的做法是，在给公共事业无偿划拨土地的时候，除了公建本身，另外多划出一部分土地，给干部建房。在广西柳州地价最高的柳江东岸，有一片专为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建的住宅小区，名为河东苑。57亩地上只建有26幢楼房，每幢两户，在职正厅级干部每套建筑面积 340平方米，售价74万元；副厅级每套建筑面积320平方米，售价71万元，相当于周边密度高得多的普通商品房价的一半。29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在这种体制下以国家的名义已剥夺了4000万农民的耕地，并将继续方便这种剥夺。地方政府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不从法律、制度上保护农民利益，约束地方政府，征地会愈演愈烈。

以党和政府面目出现的地方利益集团，与农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处于绝对对立的地位。最近爆发的海口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令人触目惊心。30

据一位实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2008年3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两会之时，海口市市委、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大门口，分別有几百失地农民跪地请愿。海口市委书记陈辞命令龙华区委书记陈一华半小时之內驱散跪在地上的上访者。陈一华调动大批公安防暴警察將三个机关大门口的上访者用高压水枪打散。一位上访者拉住穷凶极惡的陈一华說：“溫总理有過批示，你們如此欺压百姓，还是共产党吗？”陈一华大笑一声回答：“溫家宝总理算個屁，我们就是国民党，你又能怎样？”　

海口市政当局為建32个高尔夫球場，以租代征 31 获取龙华区板桥镇的12万亩耕地，迫使6万农民流离失所，无以為生。在这个大規模圈地中，海口市政当局以政府名义公开出來強行野蛮拆迁，搞得板桥鎮哀声遍野。

2007年11月19日，龙华区政府強行拆迁占地500畝，居住人口兩万多的玉沙村，竟出动了上千名警察和一卡车警犬弹压村民的抗议，向村民施放镇暴的高压水龙头，许多村民被打伤，一位老人受伤后惊駭昏迷送医院急救，现场村民一片哭喊声。

海口市龙华区这次以政府名义出面的12万亩大圈地，实际是一宗官商勾結牟取土地暴利的经济大丑闻。据一位匿名的新华社记者调查，这项拆迁工程的主事者為海口市城市投資公司副总经理陈一信，陈一信的哥哥是龙华区委书记陈一华，姐夫為海南省政協副主席張海国，合伙人包括前省委书记汪嘯风及其兩个侄子在內。正因为权大勢大，掠夺农民才会如此肆无忌憚。

　　在玉林村的拆迁工程中，500亩土地，政府承諾每亩赔償农民几十万元，全部赔償共十多亿元，但随后却以每亩800万拍卖出售，海口市政府和区政府因此获利至少30亿元。这笔巨款現在都控制在陈一信和海口市委书记陈辞手中，至于十多亿拆迁赔償，絕大多数村民都沒拿到，相反龙华区政府的干部在拆迁中分得的獎金已超過了1亿元，人均約10万元。
　　今年3月5日三名村代表冒險到北京告狀，結果在广州机场被海口市公安局派员截回拘押。

面对这种干柴烈火般的社会矛盾，我呼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你们要正视，要解决，要和农民站在一起，出来代表和维护农民的权益呀！现行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征地政策，已成为农民与地方政府矛盾的焦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村要出大事情。中央的权威来自人民的支持，只有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改变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弱势，才能战胜压迫剥削人民，对抗中央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否则，矛盾继续积累，农民中会产生出现代的陈胜、吴广，中国将进入又一个动乱的周期。

地方政府对建设用地的垄断性卖地权，是土地财政形成的根源。必须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探索征收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土地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的替补性来源。

防止农民失地最根本的办法，是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土地私有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志：一是无限期可继承的所有权，二是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出租或卖掉土地，让土地转化为货币资本。可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比不可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市价要高得多。要实行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确保农民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权利。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卖方，有完整的参与权、要价权、谈判权。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将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1亩地能卖100万元你看农民富不富？一家有7亩地的农户就有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县和县以下实现的比重，1993年为42.0%，1996年为39.6%，2001年为37.4%，2004年只有34.1%；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为2185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为7182元。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农村发展的滞后和农民收入的相对不足明显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大，成为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和持续发展的瓶颈。32 9亿农民富起来是汪洋大海般的工业品市场，将反过来极大地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使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变成内向型经济。这是唯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富起来，是中华崛起的大战略。人有两条腿，两条腿都粗壮才能站起来。一条腿站不起来，一条半腿也站不起来。毛泽东想在工业化加公社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崛起，他摔倒了，因为公社化那条腿是虚的，是假肢。用掏空农村的办法可以造出原子弹来，但绝对实现不了中华崛起。包产到户是半私有化，半条腿的支撑，中国的GDP就由3600亿发展到24万亿，窜升世界第四，算是半崛起。农村土地完全的私有化将使农村经济更上层楼。有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两条腿，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崛起于21世纪。
                                             （2008/8/10五稿）

1 剪刀差是来自苏联的经验。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1923年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从此，'剪刀差’这一名词便流传开来。

2 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 2005年6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4  《亚洲时报》：《中国失地农民上网发帖 摒弃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国大地·参考消息网络版》 2008年1月8日。

5《土地所有权是重建乡村社会的前提》，《华夏电子报》2007年12月20日，总223期。

6 《世界粮荒凸现中国“大跃进”五十年来变化》中国评论通讯社2008年5月6日。

7 政策解读：《“十一五”乡镇企业往哪走？》（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张步江）2007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8 《我国95%的乡镇企业完成产权制度改革》2006年09月22日新华网。 　

9 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求是》杂志，2006年第18期。

10 农村变化的数据见温家宝总理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8年2月21日）。

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李治民、徐小青：《中国与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比较》。